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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情深 從那天起 我開始撒謊

街燈冷清,遠不比紐約。

在搬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六個月之後,我明白了許多道理,這便是其實一個。擋風玻璃上厚重的灰,使得原本昏暗的光線更加慘淡。在離開醫院以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我違背了自己婚禮上的兩個鄭重諾言;一,我開始像對待病人一樣對待我的妻子。二,我向她撒了謊。

牛皮紙信封里裝著最新的PET掃描。隨便掃一眼就不難看出妻子體內的腫塊。我緩緩開著車,不停告誡自己不能對妻子說出實情,‌‌「我們得等紐約的腫瘤科醫生做出診斷,我是肺病醫生,看不大懂這些掃描‌‌」,我這樣敷衍著。

PET掃描的大致原理是通過放射性元素流過身體各個臟器,測出不同細胞的活動。腫瘤細胞十分活躍,而其他細胞則不然。正如夜間從空中望向大地,如果臟器內不含腫瘤細胞,那麼掃描看起來就會像夜間的愛荷華州,玉米地里一片寧靜。但如果掃描結果看上去像夜晚芝加哥或者鳳凰城的市中心,那就說明腫瘤細胞已經擴散開來。

這是六月上旬溫暖的一個夜晚,也正是南美阿根廷冬季的開端。人們在街上擁擠著,匆匆歸家或者覓食。這冗雜的一切充盈我們的一輩子,不留下亦不帶走一絲絲的意義。穿過通往車庫狹窄的過道,輪胎壓迫著地面吱吱作響。妻子一言不語,我亦一言不語。我看到了她的未來,而她沒有。

其實現在想想,她或許也看到了。

妻子在那以後活了短短八個月。她走的時候,我們已經回到紐約自己的家。從一個冬天轉移到了另一個。

紐約的醫生很快看到了掃描結果,且做出了診斷。回到家沒過幾分鐘,我們就收到了醫生的電話。醫生從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打來,我在這裡工作了超過十年。三年前妻子在這裡被確診得了乳腺癌。

妻子與我在沙發上並排坐著,人手一個聽筒。電話那頭的醫生說著許多我熟稔的詞語‌‌「轉移,緊急放療,生存質量‌‌」,唯獨沒有提‌‌「治癒‌‌」。聽到關於病情的詞語越多,妻子也就漸漸在我腦海中轉變成一位病人。‌‌「她的脊髓不會被壓迫嗎?‌‌」我迫不及待的詢問醫生,然後聽筒里與身旁傳來了妻子的聲音:‌‌「那是什麼?‌‌」

妻子的醫生沒有讓我們等待(診斷結果)。沒有溫柔的旁敲側擊,沒有善意的曲解現實,亦沒有對恐怖真相的虛假掩飾。他忠實的回答了妻子想問卻又開不了口的問題,‌‌「我們可以做很多治療,還是有辦法的。‌‌」‌‌「腫瘤可以被抑制‌‌」。‌‌「或許還可以活上幾年‌‌」。‌‌「癌症到了這一步已經不能被治癒,我們醫生能做的就是延長生命,保證生活質量‌‌」。換言之,妻子即將離我們而去。

即便今天當我我與同仁們談論起那天的對話,不少人多少還是有點驚訝。妻子醫生的直接了當並不符合一般大夫的準則,甚至有點不當。很多人告訴我通過電話談論生死大事是醫生不應該做的。當我問他們何時才是一個適當的時機(告訴病人他們得了不治之症),大多數人認為只有在幾次治療以後,腫瘤還在擴散惡化的時候,才是合理的時候告訴病人。

醫生們認為病人們很難在聽到診斷結果的時候做好心理準備接受更壞的消息:他們的人生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轉變,他們的抉擇,他們對未來的追求,他們對愛人們的許諾,明確的,或者藏在心頭的,將付之一炬。在這樣的十字路口,醫生們也不無私心。因為醫生本身是由衷的希望自己是希望的火炬手,而不是死神的傳令官。也正是這樣的執著,使得醫生永遠積極的為病人尋找新的治療方案。

作為一名醫生,我認為醫生應當坦率。但是我也知道過於直截了當的決斷會使一些病人感到絕望,讓病情直轉而下。我也了解如果別的醫生依然在嘗試寄予病人以希望,直白的診斷會使病人及其家屬產生疑惑。妻子的醫生也許是正確的,儘管我的朋友認為他應該更委婉。但是從美國衛生部的研究數據顯示,幾乎所有的病人都希望醫生是坦率的,即便病情嚴重致死。有的時候妻子會告訴我,‌‌「我不希望我的醫生瞞著我的病情。‌‌」

我們並坐在沙發上。10厘米,是她到我的距離。穿過她的金髮她的手上,是她今天剛剛做的指甲。塗滿了她喜歡的暗紅色。我嘗試猜想妻子心中所想,她一定也在猜想我聽到電話那頭醫生診斷的反應。她猜不到,因為我根本沒有在聽。

從外表上看來,妻子的美艷與健康,正如我17年前在巴爾的摩交響樂見她的第一面。但當我看著我親愛的妻子,我看到了那些我紐約十樓的病人們。那些虛弱的人,那些因為肝臟衰竭而黃疸的皮膚,那些因為體內液體堆積而腫大的四肢,那些因為腎衰而導致的無精打採的面龐,止痛藥,腦部轉移,和那些同妻子同樣年齡的女病人。

妻子那時候46歲。

也就在那時,我意識到我與妻子之間開始有了一個不能說的秘密。我看見了她的未來,她的終點,她的憔悴,她將受到的折磨與身旁的我的無助。而她看不見。

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我們應該迅速離開阿根廷返回紐約,以便開始抑制妻子脊椎的疼痛。於是我們開始陳列清單,準備歸途。

她會一個人先回紐約。兒子還有幾天就從學校結業,妻子不希望他不能參加學期末的聚會。

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無須緊張,因為治療她的乳腺癌並不緊急。事實上,他甚至說明了因為妻子不會被治癒,所以不需要太焦慮。但是脊椎上的治療卻十萬火急,因為如果腫瘤在脊柱上蔓延開來,病情將急速惡化。

人的脊椎就像一堆廉價的塑料籌碼。如果是完整的連起來,它可以支撐極大的重量。但是如果腫瘤破壞了脊椎的平衡,脊椎就會出現列橫,人也將無法直立。正因如此,妻子需要趕快回到紐約。

親友們在機場迎接了她,並帶她去了醫院的急診,陪她見醫院的神經外科大夫。如果我們還幸運的話,大夫會告訴她脊椎無礙。如果不然,妻子將被立即被收為病人,開始輸液化療,開始拍X光片,開始打嗎啡,開始住院。開始呆在在病人之地,一個我會穿白大褂遊走於漫長迴廊的所在。

在降落於肯尼迪機場四小時之後,妻子就被安排上了手術。我依然在阿根廷,兒子輕聲熟睡,我盯著電視發獃,絲毫不理解眼前的節目。我向我所有的好友發送了上百封郵件與簡訊。‌‌「我失去了一切‌‌」,我在發給大學室友的簡訊中這樣寫道。

等我回到紐約,妻子的手術已經完成,漫長的夏天開始了。妻子總會在感到癌痛的時候對我形容‌‌「就像一隻拳頭在抓我的腸子,就像一隻騾子在我的脊椎上活蹦亂跳。‌‌」我會問‌‌「你看到騾子了嗎?‌‌」妻子笑而不答。一個月過去了,妻子的病情有所好轉,X光顯示她脊椎上的癌症已經被清除,治療起了作用,妻子又開始生龍活虎了。

儘管癌症沒有完全清除,但是在局部的腫瘤被清理了。妻子之後開始了內分泌治療,一種常見的婦科病治療方案。醫生樂觀的估計如果治療起效果的話,妻子可以再活許多年。

從那以後妻子開始上網查詢閱讀那些奇蹟般活了很久的乳腺癌病人,她常常對我提起一位女病人,雖然得了惡性乳腺癌,卻已經活了超過14年。1994年,作家Marilyn Greenberd寫過一篇文章,是關於她自己接受乳腺癌治療時候聽到的其他女病人的故事。她稱那些人為‌‌「幽靈伴侶‌‌」,她們不僅活的很久,而且生活的與正常人完全一樣。在作者自己焦慮不安,感到不適的時候,這群奇蹟般的病人正打著網球,跑著長跑,與愛人做愛。這位活過十四年的病人正如妻子的‌‌「幽靈伴侶‌‌」,也是我的。她同時是我們的希望與敵人。

我們嘗試回到往日稀鬆平常的生活,去關注生命里的小事。去海灘,看日出日落,把腳踩在水裡,跪坐在沙灘。這是許多晚期病人常常做的事情,後來也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妻子有許多開心的日子,也有許多煩惱的日子,其實這些對於我來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我們還有日子。當妻子漸漸恢復,她重返到她銀行的崗位上。

就算是她最親近的朋友們也難以發現病痛對妻子的改變。她還是這樣一個女人,永遠充滿微笑,時而帶著壞主意,永遠富有思想。這位優雅的小肢女人總是會自嘲自己的假髮套,而我也會在她脫下假髮露出光頭的時候和她開玩笑,說自己彷彿在與一位種族歧視者保持不正當關係。但是即便如此,在充滿病人的房間里,我看到妻子的笑容逐漸改變。她嘴角上揚的弧度再不如前。或許只是比以往要低1毫米,或許是半毫米,或許更少,少到數量級無法再估量,但是我能夠覺察。

在這個微小的變化中,我卻能體會一個彌天大謊。妻子正忍受著不可言喻的痛楚,一個人默默承受著即將襲來的黑暗,感嘆指日可待的未來不再有數不盡能夠共度的時光。我們的日子不多了。

一個仲夏的夜晚,颱風艾琳尚未席捲紐約,妻子告訴我她感覺很抱歉,因為她即將丟下我們。也因為知道我會感到很難過而難過。我無言以對,只能默默的說道,‌‌「我也是。‌‌」與此同時,當聽到我父親猝死的消息,妻子瞬時間哭成淚人,兒子也是,而唯獨我毫無表情,我已經被生活擊敗的一無所有。

在而後早秋的一日,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她的‌‌「癌症指標‌‌」已經連續上升了兩次。當這些‌‌「指標‌‌」,比如血液中的某些化學含量一旦上升許多,就說明癌症正在擴散,治療也開始漸漸失效。

妻子的醫生坐在桌子邊上,安靜的審視著電腦屏幕里的數據。良久他做出決定,將停止妻子的內分泌治療,取而代之的是更強力,也更有副作用的化療。腫瘤科大夫很多時候受到許多批評,因為大家認為醫生們對化療的決定很草率,鑒於化療的毒性會使得病人全身乏力,神經系統也會受到永久損傷。有些時候,連腫瘤科大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認,為了一味降低‌‌「癌症指標‌‌」,或者暫時減小腫瘤大小,他們都會冒險去化療。

當醫生寫下了‌‌「二線化療藥物‌‌」的醫囑,我想到了以前一個同事對我說的所謂‌‌「一線‌‌」‌‌「二線‌‌」‌‌「三線‌‌」治療的區別。每過一套治療,藥物帶來更多副作用的同時,並不能帶來更多的抗癌效果。我的同事跟我打了一個比方,也就是腫瘤變得越來越聰明,治療越來越笨。有的時候在治療的進展中,更多的化療已經無法帶給患者利益,但是太多太多的大夫因為種種原因,都會主動或者被動的繼續用藥。

不過到了這一步,我也不會再多想,如果有一線生機,一絲希望,我都想努力挽回妻子。我清楚的了解妻子血液中的‌‌「癌症指標‌‌」已經太高,腫瘤正在擴散,所有的理智不再重要,執念佔據腦海,選擇不再是選擇。繼續化療!

妻子的醫生告訴我們藥物的原理,雖然依然是藥片,但現在的治療要求妻子每天隔段時間就要咽下整整一手掌的藥片。副作用的嚴重程度將決定這一周期的用藥何時停止。醫生告訴我們這次的用藥按道理說不會讓妻子的體重再減少,這到讓我們鬆了一口氣。我們依然留著妻子上次化療時候用的假髮,私下約定要留著同一個至少五年,彷彿覺得早早丟掉這個假髮會不吉利。如今這個假髮依然在我的衣櫥里,這是妻子留下的美好紀念品之一。

妻子的醫生一如既往的坦誠,‌‌「二線化療‌‌」除了會帶來許多副作用,有可能一點效果都沒有。於是我們設立了一個模糊的目標,就是希望妻子能夠忍受‌‌「二線化療‌‌」帶來的副作用,而不會太難受。即便這樣,我們就覺得謝天謝地了。

當我們離開了醫生的辦公室,在擁擠的電梯裡面我遇見了已經同事十年的一名醫生。我輕聲的打了招呼,然後就像做錯事的小孩一樣看往別處。電梯裡面還有兩三個病人,由家屬陪著。我猜想他們現在在癌症的治療道路上已經走到了哪一步,是剛剛確診時候的震驚,是對人世間的最後彌留,還是依然健康,做著環繞世界的旅行?我注視著妻子從東邊出口走出醫院,漸漸消失在模糊的眼界。

作家Dephane Merkin曾經描述憂鬱的人總覺得身上刷上了一層厚厚的黑漆。其實對我而言並不是這樣的,不是黑漆,也不像科幻電影中外星人爆炸以後殘留的粘液。反倒這抑鬱的情緒像一層衣服,一層薄且透明,外人難見,卻又硬如鑽石。有時候我都不知道是這樣一件衣服把我破碎的身軀勉強整合在一起,還是在鞭笞著我尚未完全粉碎的肉體。不過無論如何就是這層衣服,讓我跟人來人往的紐約隔離開來。與此同時我清楚的知道我體內一股涌動的情緒,一種已知道未來情緒深淵的可怕感覺,可是我卻有著無與倫比的慾望要一頭栽進去,去擁抱絕望。

責任編輯: 王篤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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